电商在给政府提交的政策意见中提到，“新政”是单次限额2000元。根据我国现有政策，居民入境时可携带的个人消费品价值限额为5000元，而在离岛免税店购物限额为8000元。
跨境电商发展或将遭遇高空气流
最近一个月来，一场行业性的担忧正在进口B2C跨境电商蔓延。
“春节之后，突然感觉变天了，我们的寒冬要来了。”一位专做进口B2C跨境电商的消息人士这样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描述说，各种消息渠道都表明，对“保税+行邮”模式进口跨境电商的政策已经发生逆转。由之前的明确鼓励，变成了限制和制约。
多位接近决策程序人士及从业者对本报记者证实了这一点。这些行业人士有的参与了前期的调研，有的虽未参与，但均通过各自的可靠渠道逐步得到反馈，由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等部门主导的跨境电商新政，已经原则上获得国务院批准，一些细节仍在商议，并将于4月初落地。
细数这些传闻细则，除了全面取消“免征50元以内的行邮税”这样的前期税务领域优惠政策之外，真正让一些行业人士担忧的是，各部委正拟议的“正面清单”到底该如何确定。这被上述人士视为关乎整体中国进口跨境电商行业发展的命门。
新政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席卷全球的以消费者为核心的创新商业模式带来的巨大产业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则是海关等监管部门，面临以几何级数增长的碎片化包裹的监管难题。
而那些已经响应政府号召，“阳光化”的进口跨境B2C电商，则正面临骑虎难下的尴尬。
B2C进口的监管难题
新政策变革的重点，简要地说，是从过去鼓励所有类型的跨境电商，转变为鼓励跨境出口电商和对实体经济促进作用较大的B2B模式跨境电商；同时限制跨境进口B2C模式，也即保税+行邮方式的个人消费品跨境进口电商。中国消费者较为熟悉的京东、天猫国际、网易考拉等就是后者的典型代表。
为了引导海外消费回流，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两会期间表示，今年将增加免税店数量，并会对部分进口产品降税进行研究，择机推出方案。但值得注意的是，高虎城并未提及（进口）跨境电商。而此前在2月下旬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他曾指出，“我们要通过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实现不出门就可以在境外购物，这也是我们今年工作的一个重点。”
风向突变，缘由到底是什么？
推动这场政策改变的最重要原因，是现有的监管力量已经无法应对伴随B2C产业规模发展而来的，成几何级数增长的碎片化包裹。
2016年1月8日，国新办举行新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有关情况政策吹风会。商务部部长助理张骥介绍，跨境电商发展的主体是明确的，B2B是主体，B2C是补充。B2C还会发展，但是走不远，走不大。真正要走强的是B2B，所以跨境电商要重点发展B2B，这符合我国外贸稳增长、调结构的需要，也有利于降低监管的成本，提高通关的效率。
张骥援引海关数据称，通过对7个开展跨境零售业务的城市试点的统计，2015年1~11月份跨境电子商务B2C模式出口和进口规模分别是79亿元人民币（下同）和145亿元。B2C这种方式的出口是78.8亿元人民币，23个主要城市验放清单一共有1.48亿份；与此同时，对7个试点城市的统计显示，进口规模是22.3亿美元，验放的清单总数是9598.89万票。
“这是碎片化的，清单非常多，但是金额有限。数以亿计的单子才二十几亿美元，如果（进口B2C）这个规模越来越大，我们的监管成本会非常高，而且也很难监管。”他说。
“如果报关的企业，将价值2万元的鞋子写成价值200元，机器是难以检测出偷逃的应缴税款的，只有靠人工手拣。但哪里有这么多的人力去检查呢？”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赵萍说。
中国跨境电商平台以出口为主，大致占了85%，跨境进口电商只占到15%。其中，跨境进口B2C模式，又只占到整个跨境进口不到20%。表面上看，两者叠加，跨境进口B2C的总规模十分有限，但是这个领域非常有潜力，仅2015年上半年增速就达到了42%以上。
“我想，决策者担心的并不是现在的规模，而是这样增速下，未来爆发式的规模带来的监管挑战。毕竟海关的人力与上亿规模小单据的包裹相比，是远远不能比较的。”赵萍说。
而其他的大环境因素，也促使决策者下决心改变政策风向。
阿里巴巴一达通副总裁肖锋曾多次参与前期部委对于跨境电商平台的调研。他对本报记者表示，外贸主管负责人一直很重视新业态发展，在杭州电子商务综合试点开始之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人来调研进展状况，并向上汇报。
在决策过程中，现有宏观经济形势、B2C跨境进口电商对公平贸易的影响、对现有投资的影响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在国际上一般的做法都是宽出严进，也就是对待出口管制较松，而对进口管制较为严格。”肖锋说。
根据商务部内部调研的状况，由于有了跨境进口电商，使得境外货物可以直接入关，有一些原本在中国沿海地区设立贸易公司的企业开始撤离，这些信号引发了一些不安。
外需不振导致的出口数据的全面深度下滑，也开始让政策逐步向出口倾斜。
